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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十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则源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新兴经济、半边缘国家在金融资本主导时代的表现

时间:2020-04-18 03:04

2016年6月24日(北京时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英国选民以52%对48%的比例选择退出欧盟。这无疑是本世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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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1989年柏林墙倒掉到2018年美墨边境筑起高墙,发生了1998年和2008年两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如果说1998年金融危机冲击的主要还是部分新兴经济和发展中国家,那么十年之后的金融危机则源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2008年金融危机也是打破冷战之后对历史终结乐观预期的标志性事件。1989年到2018这三十年时间,金融化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这一轮周期波动引发的是全球权力的重新分配,一个历史长周期的新循环似乎正在缓缓展开。

从英国脱欧公投说起

有关TPP谈判,尤其是美国和日本的谈判的任何进展,经常成为本区域人们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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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一直把TPP作为一种国际贸易和投资形式,一种比世界贸易组织更高标准的形式。因此,人们总是算计着加入TPP能够为国家带来多少的经济收益;如果被排挤在TPP之外,国家又会遭受多少经济收益。再者,人们也注意到了TPP所隐含着的地缘政治和战略考量。像越南、马来西亚那样的发展中国家被包括在内,而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则处于TPP之外。这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的地缘政治和战略的考量是显见的。因此,也不难理解,中国不仅要担忧TPP所带来的经济贸易影响,而且更是其所带来的地缘政治影响。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及其道义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图为2011年9月26日,美国纽约,数百名青年集会抗议华尔街和公司势力对美国政治的影响。视觉中国 资料

2010年11月7日,韩国首尔,韩国抗议者反对即将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IC资料

其实,人们可以从更深层次来思考TPP这样的贸易投资形式,提出类似这样的问题:从非经济的角度来看,TPP是什么、它的实现会对当地社会带来什么影响?跳出简单的投资贸易方式,人们不难发现,形成中的TPP实际上是一种新型的资本运作方式,一种超越主权国家的资本运作方式。可以预见,一旦成功运行,TPP意味着一个新型资本帝国的形成。这个资本帝国和现在的资本全球化不同,是一个更高层次的资本帝国,也就是超越民族国家、不受民族国家影响或者有能力逃避民族国家影响的资本帝国。

金融化的政治经济学

  ●新一轮资本主义扩张,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崛起,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一个阶段性转折,也处于新老霸权更替和多个中心各自推动的经济规则竞争交替的胶着时期。新兴经济、半边缘国家在金融资本主导时代的表现,可能蕴含着重塑全球化内容与性质的动力。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形式源于西方,自西方扩展到非西方世界。尽管非西方世界包括中国,传统上也有些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但资本从未形成过一个自主的制度。从西方资本主义演变的历史来看,简单地说,资本已经走过了两个大的历史阶段,现在要步入第三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民族统一市场的形成阶段;第二阶段,是世界统一市场形成阶段;第三阶段则是今天的资本帝国阶段。就资本和国家政权的关系来说,在第一阶段,资本依靠政权力量而形成统一国家市场;在第二阶段,资本依然依靠主权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扩张;而现在的第三阶段,资本则试图建立自己的帝国,趋向于超越民族国家、脱离民族国家的控制。

  2008年的金融危机重新确立了一个简单的事实:金融几乎渗透到了现代经济行为和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和细节,从企业运营、城市中心的重建、个人退休生活的打理,到国家财富的积累和地缘政治竞争。金融对现代生活渗透之全面、深刻,意味着所谓的“金融化”现象已经远远超越了传统讨论中金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而2008年发源自资本主义核心国家内部的金融危机也是自20世纪60年代末逐渐兴起、自冷战后达到顶峰的“金融化”过程的结果。

  2016年6月24日(北京时间),英国脱欧公投结果出炉,英国选民以52%对48%的比例选择退出欧盟。这无疑是本世纪欧洲乃至世界政治最重要的历史性事件之一。

在每一个阶段,资本运作方式的变化会深刻影响资本和政治的关系,从而是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在第一阶段,也就是西欧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资本和国家力量互相支持。在罗马帝国解体之后,欧洲就不再存在统一的政治力量。城市国家自下而上产生,而统治城市的则是商人。国王需要扩张其统治地域,而资本需要扩张其市场,两者具有高度的一致的目标。资本出钱,帮助国王统一国家,同时也依靠政治力量形成了统一的民族市场。民族国家统一市场的形成,是西方资本主义的第一阶段。

  “金融化”作为一个专有名词,一般指经济体系中利润的创造主要通过金融渠道而不是贸易或者产品生产渠道实现。在经济领域里金融化的具体表现可能包括:以股东价值最大化为目标的公司治理模式占据主导地位;资本市场为主导的金融体系的重要性超过银行为主导的金融体系;各种新金融交易工具引发的金融交易在整体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上升。金融化的政治和社会后果则可能表现为:特定食利阶层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上升;金融资本管制的放松在国家和国际组织层面大幅扩展渗透;金融知识造就和支持一个地位特殊、难以挑战的专业知识社群;以及大众日常生活中金融动机的上升和蔓延。

  英国脱欧的主要支持者实际是上一轮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扩张中利益受损的群体,他们以精英眼中的“民粹”做派来表示对自己命运的抗争,要求重新界定他们参与外部世界一体化的方式。而英国脱欧、美国总统选举中唐纳德·特朗普得势、法国尼斯恐怖袭击、土耳其未遂政变、德国慕尼黑恐怖袭击等近期这一系列事件,其实是一个共同历史进程展开的结果,也可以称为一波新的“去全球化”浪潮的开始。

在第二阶段,资本在国内市场开始饱和,过剩的资本需要走出国门,开拓海外市场。这直接导致了帝国主义体系的形成。帝国主义强调的往往是资本和商品的输出,和对非西方世界的资源的掠夺和劳动力的剥削。作为帝国主义核心的殖民地主义,更是西方资本主义对非西方世界的直接统治。帝国主义和殖民地主义的历史是血淋淋的历史。西方自由主义一直相信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但历史的事实根本不是这样。帝国主义往往动用国家的力量,用枪炮打开非西方世界的大门。

  在最抽象层面上看,金融化的核心就是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遵循的不是马克思笔下“资本-商品-资本”(M-C-M’)的增值过程,而是脱离其中的商品(C)环节,直接完成“资本-资本”(M-M’)的增值过程。金融化意味着资本表现出其最“纯洁”、最本真的形式——资本作为资本本身存在和发展;金融化使得资本主义体系变得更完美,但也更不稳定、更不可驾驭。无论是“赌场资本主义”还是“高利贷资本主义”都是大众媒体对这个金融化主导时期资本主义体系的形象描述。

  维系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尤其是自由主义经济秩序的“嵌入式自由主义”,在发达国家之间受到重创,新的维系全球化的政治共识需要对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基础进行重新谈判和缔结新的社会契约。新一轮资本主义扩张,尤其是金融资本主导地位的崛起,意味着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经历一个阶段性转折,也处于新老霸权更替和多个中心各自推动的经济规则竞争交替的胶着时期。新兴经济、半边缘国家在金融资本主导时代的表现,可能蕴含着重塑全球化内容与性质的动力。

去资本“主权国家化”

  金融交易、金融活动在经济生活中地位的提升并非新现象,历史上也曾经出现很多不同形态的初级金融化。但是20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时期的金融化和实体生产、贸易以及消费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时空上的延展性和侵略性也更加突出,而金融化过程也恰恰是美国作为冷战的胜利者不断巩固自己金融霸权地位的过程。

一、“全球化”背景下的英国脱欧与欧盟

随着反殖民地运动的崛起,西方资本对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开始“文明化”。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有了比较大的转变,最终形成类似于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等国际组织。这些组织都是西方资本和本国政府协调的产物,意在协调西方资本的行动。这些组织的形成,一方面使得西方资本更加有效地扩展到非西方国家,得到更安全的制度性保护;另一方面使得资本的行为更加具有软性,即“文明”。很显然,在这个阶段,西方主权国家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美国金融霸权的内部变化

  仅就成员国和欧盟的正式安排来说,英国与欧盟之间所谓“欧盟内、欧元区外”或者“一脚进、一脚出”的安排,使得21世纪初的英国比任何一个欧盟成员国都享有更多的优惠。英国比其他欧盟国家在财政政策上有更多自由空间;和欧盟内部南欧的成员国相比,英国更是几乎没有受到任何欧盟的约束。但在现实中,恰恰是这样的国家率先做出了退出欧盟的决定,此后很有可能会有更多的欧盟成员国加以仿效。

资本现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的特征是去资本“主权国家化”,实现资本本身的自主性和自治性,形成不受主权国家控制的资本帝国。资本帝国的形成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经济全球化。如同从前的全球化,这波全球化也是资本促动的,主权国家在背后支持。形成这波资本全球化的原因,除了资本逐利的本质之外,至少还有如下一系列因素。

  美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从一个制造业大国逐渐转向服务业为主的后工业社会。80年代,美国企业经历大规模兼并、拆分重组,大量资本从衰落中的制造业退出,转向能获取更高利润的产业,主要是由金融、保险、房地产构成的所谓的“火烧经济”(FIRE: finance, insurance,real estate)。

永利集团官方网站,  此前英国对欧盟改革主要有四点主张:一、限制来自其他欧盟成员国的移民以及他们在英国可以享受的社会医疗福利;二、确保欧盟的单一市场规则不向欧元区成员国倾斜;三、欧元区提升融合程度的同时确保伦敦金融城的地位不受影响;四、确保各国议会有权力阻止新的立法建议。这些要求很明显都是在英国已享有特殊地位、享有多种优惠安排的前提下,要求更多保护自己的利益,尤其是避免与欧盟一体化之后带来的直接负面效应,保留自己单独行动的空间。由此,英国脱欧的公投结果预示着欧盟作为当下一体化程度最高、制度建设上一直被视为全球其他地区一体化仿效对象,甚至是最终“大同世界”终极象征的地位,都受到重大冲击。

首先是西方大众民主对本国资本的影响。二战之后,随着大众民主化时代的到来,选票决定政治权力,西方福利得到了快速的扩张。福利的扩张表明对资本的高税收,而高税收意味着资本必须为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和低收益。正如一些观察家所早已指出的,通过全球化,资本可以逃避本国的高税收。

  同一时期,股东价值最大化的公司治理模式全面占据上风,这意味着企业经理们必须全面关注华尔街分析师们如何评估自己的企业,必须对企业的资产负债表进行各种“金融工程操作”以提高和维持高股价。随着企业的财富与华尔街、金融产业的评估联系日益紧密,金融思维也更全面深刻地渗透到全社会。不仅仅是企业的管理层必须按照华尔街制定的策略行事从而最大化股东价值,政府和个人也必须重组各自的职业和个人生活:政府也要像商业企业一样运行,普通公民则必须努力学习如何成为个人投资者来管理自己的财富,培养个人的“金融素养”(financial literacy)甚至成为国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土耳其裔美国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曾提出“全球化的三边难题”:在高度全球化(经济一体化)、民族国家和大众民主政治之间只能选择两项,不可能三项同时满足。换言之,国家层面的民主政治和全球化如果并存,那么国家主权必须让渡给真正的全球治理。欧盟被认为是唯一比较好地协调了这三个不可能同时满足条件的例子。此外,在北方发达国家内部,欧洲因自己的一体化实践、对多元文化的践行、主权分享、开放边界、对法治的尊重,一直被视为是比美国建筑在核弹和全球军事霸权基础之上的硬实力更加先进的“文明强权”。如今,英国脱欧之后,更多欧盟成员的退出并非不可能,民粹主义反建制、反欧盟力量也在欧盟其他国家赢得了人心。英国退出之后的欧盟将逐渐褪去曾有过的光环,走下“神坛”。

其次是资本通过全球化逃避本国的规制。二战以来,西方普遍形成了规制型政府,对资本的运作进行各种形式的详细规制。对资本的规制也就是节制,有效地限制了资本的运作空间。这导致了资本很大的不满。1980年代英国和美国开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革命”的核心,就是给企业“松绑”,即大大减少甚至取消对企业的规制。2008年开始的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新自由主义减低经济规制是直接关联的。

  在金融产业内部,传统的商业银行通过提供贷款,获取借贷利息之间的差价来获利。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整个金融体系演变成为一个攫取高额利润的风险偏好产业,不少传统上不从事金融服务的企业也开始转而开拓金融业务,作为自己利润的主要来源。银行的商业模式从与客户长期的借贷关系转向以各种服务费为重点,将潜在的客户视为完成各种交易的来源,以便自己从中赚取费用。这样的压力迫使银行全力参与任何一种它们可能收取费用的金融交易:保险、股票和债券的发行、销售等等。银行因此承受了各种高风险的交易,包括不为银行保证金所覆盖的各种高风险“表外业务”。这种纯粹为了金融交易本身而交易的特点表现在微观层面就是从事金融交易的经纪人、交易员——包括他们构成的整个职业——更多依靠这样的中介活动获取利润。

二、全球化与去全球化:历史重演?

其三是工业资本主义转型成为金融资本主义。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工业资本需要主权空间,具有主权国家边界,但金融资本则没有边界,或者不需要民族国家这个边界。西方金融经济本来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但也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金融经济开始脱离实体经济,本身成为一个自主的经济系统。而包括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在内的高技术发展,更强化了金融资本超越主权国家的能力。金融资本也就是今天资本帝国的核心。金融资本的一个特点就是,它要把所有的事物货币化,并且能够在全球内流动。

  金融化过程也和美国的社会福利公共政策过程紧密相连。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的管理者资本主义(managerial capitalism)时期, 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主要依靠他们的雇主提供养老金和医保计划,靠政府提供社会保险,靠银行的长期贷款提供家庭的财务安全。而在经历兼并浪潮的80年代和放松管制与企业丑闻爆发的90年代,普通美国中产阶级对企业雇主提供长期就业、退休保障的保证失去信心。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转向资本市场寻求财务安全和投资机会,不少中产阶层发现有必要学习把自己的住房视为资产,将自己的养老金作为投资工具。个体成为独立的投资者,使得后工业化的美国社会也迅速演变成了一个“投资者社会”。令人遗憾的是,2008年危机爆发之后,不少当年希望依靠自己的房产和401K账户投资来安度晚年的中产阶级,现在不得不面对房产和股市投资都泡汤的悲惨境地。(“401K账户”,即依据美国1978年《国内税收法》第401条K项之规定,由私人企业员工自愿参与创建的个人退休金账户。——编注)

  英国脱欧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会如同1997、2008年金融危机那样迅速扩张,但是其后续效应也不会迅速消散,除了对英国和欧盟本身的经济影响之外,更加深远的则是对全球化的长远影响。一直到21世纪初,在众多关于全球化前景的讨论和判断中,来自欧美主流声音的共识是,全球化已经到了一个不可逆转的阶段,任何对国内政治经济安排的讨论都要以这个给定的“全球化”作为前提。如今,以英国脱欧为标志性事件,全球化不可逆的乐观前提需要重新审视了。

今天的资本帝国对主权国家和社会正在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

  在宏观层面,美国20世纪60年代末之后的社会福利政策明显缺少新的社会项目,基本的政策取向是削弱对工人和消费者的保护,与此同时,监管和税收政策的改变导致收入差距水平持续上升。曾经罗斯福新政时期和约翰逊“伟大社会”时期在缩小美国收入差距方面的成就,在里根到奥巴马这三十年时间彻底扭转:美国在21世纪初的财富差距水平已经重回上世纪20年代。

  经济史中一般公认的第一波全球化肇始于19世纪后半叶。得益于交通运输成本的迅速下降,仅就跨大西洋商品、资本和人员流动而言,这是一段跨国流动的空前繁荣期,尤其在人员流动上甚至比战后和冷战后的类似全球化浪潮中更加自由。大规模的跨大西洋移民迅速改变了南北美洲的人口构成,后来我们所称的“发达国家”之间的生活水平因此也迅速趋同。此后,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了第一波的全球化,短暂和平之后的20年代末大危机催生了全球性的保护主义浪潮、自我封闭的政策和以邻为壑的竞争性汇率政策。这一波实质上的去全球化政治动荡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首先,资本脱离主权国家的控制。如果把一个社会的权力分成资本权力、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只有资本是可以流动的,而政治和社会是不可流动的。资本的流动性决定了它有能力脱离本国政治和社会的控制。从前人们说是跨国企业,但今天的跨国企业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全球企业,独立于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控制。很多全球性企业不仅其经济规模可以和很多国家的经济规模相比拟,也很难说是属于哪一个国家的,受哪一个国家控制。例如华尔街是自主的,美国政府很难主导华尔街。例如,华尔街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根源,但金融危机之后美国政府除了拯救华尔街之外,又做了什么呢?尽管深处危机,但华尔街投资银行总裁仍然享受天价的工资和奖金。很少有政府可以对庞大的资本说什么、做什么,但资本反过来则是可以绑架政府的。

  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和民主党总统克林顿执掌的白宫合作下,1999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Financial Services Modernization Act),废除了1933年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有关条款,从法律上消除了银行、证券、保险机构在业务范围上的边界,结束了美国长达66年之久的金融分业经营的历史,其结果是商业银行开始同时大规模从事投资银行的活动。

  战后1950、1960年代高度对抗的东西阵营各自在自己的阵营内部推动商品交换和产业布局,以西方阵营为主,逐步建立了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和一系列政治安排,比如在经济领域,最重要的制度安排就是建立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的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

其次,国家政治的“中央化”和“国际化”。政治本来就是地方的,尤其在民主国家。不过,在资本帝国的情况下,国家政治尤其是行政当局的关切越来越“中央”或者国际化,即国家和国际层面的事情。这是因为全球化所致。在全球化下,政府和资本是一对矛盾。全球化是一个既不可避免、也是各国都想加入的进程。因为加入全球化意味着资本的进入,和资本所带来的经济发展。政府如果不能善待资本,资本就会跑掉,而导致国家的发展问题。这使得各国政府必须关切国家和国际层面的问题,而往往和本国地方政治脱节。这在欧盟内部表现尤其明显,各成员国往往忽视本国内部的问题,而过度关切欧盟甚至国际问题。

  2000年,美国国会又通过《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Commodity Futures Modernization Act)实质上终止了对金融衍生工具的绝大部分管制,这间接导致后来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各种赤裸裸的投机和欺诈行为。该法案中的部分条款后来被戏称为“安然漏洞”:这些特例条款终结了1936年《商品交易法案》(Commodity Exchange Act)中有关期货交易的部分,使得能源公司安然(Enron Corporation)之后可以肆无忌惮地从事各种欺诈交易,直至2001年破产。

  上世纪70年代全球化进程重新开始,以英美为主要推手、以“新自由主义”为理念基础,这一轮的全球化很快从最初国际贸易的复苏发展到1980年代以后金融领域的全面跨国流动。在这个阶段,伦敦作为世界金融中心的地位得以重生,也帮助英国与美国一起成为这一轮全球化的重要支柱国家。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前,各种指标都显示,全球贸易和资本跨国流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欧洲一体化对此贡献卓著。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导致了1930年代大危机以来世界贸易最剧烈的一次下降,直到今天,全球贸易仍然没有恢复到危机前的高位,欧洲在复苏上的表现更差。

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

  虽然美国是金融化过程中的核心国家,但在整个西方世界内部都有类似趋势:历经上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后以及福利国家鼎盛时期的高强度金融监管,1970年之后西方世界对货币投机的监管放松和热钱的急速增长,导致全世界在1970年至2007年间至少发生124起不同规模的金融危机。金融化过程对收入分配亦有重要影响:不论是市场决定的初级收入分配还是国家介入之后的再分配,在经合组织国家内部,金融机构和金融资产所有者自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迅速扩大自己在全民收入中的比例,金融机构从非金融机构吸收的利润比例也同样上升。金融化过程推动食利者阶层兴起的另一面则是劳动收入在全民总收入中的比率持续下降。

  考察世界经济真正形成以来一百五十年左右的历史,不同领域的学者都已经注意到了19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惊人相似。第一轮全球化的再分配效应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激发了对自己的政治反击,此后20世纪初的“去全球化”政治风波直接导致了全球经济30年代在经济危机和各国以邻为壑的经济政策双重压力下全面崩溃,而1920、19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失序又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经济基础,那一波的全球化最终成为自己的掘墓人。

其三,与第二点紧密相关的便是政治的地方化和碎片化。因为执政党过于注重中央和国际层面的事务,国内的地方事务经常被忽视。这次英国的选举所体现的变化很能说明这个趋势。传统的保守党和工党是整合英国内部各种政治力量的两大支柱,但现在都开始衰落。而政治的地方性质并没有改变,保守党和工党的衰落,导致了两个主张“地方独立”的地方政党崛起,一个是主张苏格兰从英国独立出来的政党,另一个是主张英国脱离欧盟的政党。尽管保守党继续执政,但国内政治版图的碎片性质很难改变。保守党仍然必须履行国内大规模分权、举行脱离欧盟公投的承诺。其他欧洲社会也都有类似的政治情势。希腊和欧盟之间的紧张关系,便是一个主权国家和一个超主权组织之间的矛盾。

什么是金融化的世界体系

  而如今,西方世界内部对全球化和精英政治的民粹主义式反击也以类似的方式在重演。在美国,唐纳德·特朗普在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一直大打“反全球化”牌,伯纳德·桑德斯能获得民主党内最后挑战希拉里·克林顿的机会,也部分得益于自己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批评和美国劳工阶层对全球化的全面反对。即便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曾经是奥巴马总统当年高调推动TPP谈判时的第一吹鼓手,当她自己进入2016年选举季后,也在选战的压力下迅速转向反对和批评TPP。

美国的黑人种族问题由来已久,但经济全球化在恶化着情况。全球化使得美国内部的收入极端不平等,黑人的经济弱势地位凸显出来。黑人的愤怒表明对整个体制的不信任。实际上,与其他西方国家一样,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政府在扶持资本进行全球化,对国内事务的关切远不如对国际事务的关切。奥巴马成为总统之后,想进行一项只涉及到3000万人口的医疗保障改革,但不了了之。和地方政治的脱节,已经使得西方政治呈现出碎片化的趋向,对西方政治会产生长远的影响。

  理解金融化与美国金融霸权的形成,需要理解这个过程的国际背景。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从一战后“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的终结中吸取教训,希望摆脱此前国家间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政策,各国政府认识到国家需要认真对待外部经济冲击带来的内部成本,最主要的就是要素自由流动产生的经济重整给国内劳工带来的更高不确定性和风险。

  在欧洲,众多以反移民、反欧盟为核心政治主张的极右翼政治力量在本国和欧洲层面的政党政治中不断壮大,从法国的国民阵线(Front National)、英国的英国独立党(UKIP)、德国的“德国新选择”(Alternative for Germany)到奥地利的奥地利自由党(Freedom Party of Austria)、希腊的金色黎明党(Golden Dawn)、匈牙利的“更好的匈牙利运动”(Movement for a Better Hungary)、意大利的五星运动(Five Star Movement)、瑞典的瑞典民主党(Swedish Democrats)等等,几乎覆盖新老欧洲的所有国家。在欧美之外,俄罗斯、土耳其、印度等中等收入大国或者新兴经济大国过去十多年时间里也出现了对内、对外政策的保守主义转向,在提升宗教地位、弘扬爱国主义理念、强调传统家庭性别观念的同时,也在国际层面呈现出对自由贸易背后的自由主义理念的挑战。

在资本的巨大推动下,美国政府在大力推动TPP。TPP如果形成,必然能够为美国的资本带来巨大的利益,但能够为美国人民带来同样巨大的利益吗?从过去数十年全球化的经验来说,答案几乎是否定的。

  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苏正建立在发达国家间“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之上:国际经济多边主义和各国对内稳定、保护社会的追求同生并行,甚至互为约束条件。作为这个“嵌入式自由主义”重要组成部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则主要负责稳定金融和汇率市场,在限制资本流动(但并非全面禁止)和规制汇率波动方面,该体系是成功的。

  此前关于战后全球化的一般结论是:所谓全球化的“黑洞”主要存在于南北国家之间和南方国家内部,发达国家(北方集团)内部基本理念的统一和政策协调机制的存在都保证了北方集团内部在全球化过程中的相对稳定。而以英国脱欧为代表,这一次,全球化的“黑洞”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全球化的边缘地区对全球化核心国家或者对全球化代表的现代性提出的政治反击,而体现的是北方国家集团内部关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共识与协调机制出现了松动。原本因为南方国家治理能力普遍较低,1990年代以来甚嚣尘上的新自由主义扩张很容易将“南北矛盾”转换成为南方国家内部的矛盾。而英国脱欧公投、美国特朗普得势、美国国内阶级、种族矛盾的双重聚合以及由此带来的内部暴力进一步上升,都预示着如今类似的机制也开始在北方国家内部发挥作用:北方国家也必须面对全球化对国内社会冲突造成的巨大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治激进化成为必然。美国已经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制。从长远来看,现在“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便会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为“一元一票”的民主。尽管美国社会表面上是多元的,具有多元的媒体,但多元背后都是由资本操纵,普通人民除了在不同的资本之间进行选择之外,并无任何权利。有美国政治家早就指出,美国民主是富豪的民主。

  但1971年美元与黄金正式脱钩之后,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基石的固定汇率制度也迅速瓦解,进入了当下这个浮动汇率制度下的资本自由流动时代。这恰恰也就是金融化过程在国际乃至全球层面的表现。新自由主义、金融化、美国的金融霸权在此后三位一体,全面终结了战后西方世界内部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共识,金融资本主导的时代也开启了主流话语中所谓“全球化”的新阶段和新形式。

  此外,1999年在美国西雅图爆发的针对世界贸易组织年会的大规模反全球化示威,一般被认为象征着这一波反全球化浪潮的开始。此后类似的反全球化运动主要还是由各种“体制外”力量通过社会运动、街头政治的方式展开,而这次英国脱欧代表的则是发达国家内更“主流”群体以体制内政治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全球化现状的不满。

从这个角度来看,人们在考量TPP这样的贸易投资组织所能带来的经济利益的同时,也必须考量其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政治风险,尤其是国内内部的社会政治治理结构问题;否则,一旦资本帝国掌控一切,社会会变得越来越不公平,也越来越难以治理。

  如果将70年代后的金融化过程置于更长远的历史维度中,则它还有更深远的历史背景和世界体系层面的含义。按照意大利社会学家乔瓦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1937—2009)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长周期的研究,七百年左右的现代世界体系先后经历过四个资本积累的长周期。每一个周期都先经历一个物质扩张主导的阶段——此时利润的增长主要通过商品生产和贸易产生;然后是一个金融扩张阶段——这时利润的攫取转移到金融渠道。每一轮的周期都会产生和依赖于一个特定的霸权国家,每一轮中的物质扩张阶段的开始正都同步于一个新的霸权的兴起。每一轮积累周期从扩张的鼎盛时期逐渐转向收缩和衰退,都意味着霸权国家没有办法处理该周期中出现的某些决定性问题,而在下一个周期勃兴中起到引领作用的新霸权恰恰为前一阶段旧霸权无法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包括对基本权力关系的重新界定、提供新的组织资本的方式等。这四轮积累周期中的霸权国家(热那亚、荷兰、英国、美国)本身的领土面积大大增加,而霸权由盛及衰的周期时间则在缩短。

  英国脱欧和欧盟未来很有可能的进一步组织溃散,意味着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冷战之后得到进一步巩固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正在被各种替代性的力量所挑战:美国和欧洲被认为太过民主,多元文化之类的后现代文明被认为是纵容极端主义的温床。全球化曾经被赋予的统合身份和思想、熨平不同维度上差别的功能也相应地遭受质疑。人们以各种方式强调自己对各种低于“全球”的次级或者“地方性”身份和利益的重视,各个维度的政治分野(国家的、民族的、地区的、宗教的、语言的等等)同时被凸显。

  70年代以来金融化时期的西方世界似乎完美契合阿瑞吉对长周期进入金融扩张阶段的描述,而美国无疑就是70年代以来的主导霸权国家。2008年的金融危机是否预示着美国金融霸权已经走到了长周期的尾声?阿瑞吉和他的合作者们的答案是肯定的。他们同时也很自然地把眼光投向同一时期处于崛起状态的中国,一个潜在的领导国家、一个被许多人认为具备了取代美国霸权地位素质的经济体。

  一个足以说明此类问题复杂性的事实是:一方面,伦敦仍然是世界金融中心,其地位其实在最新一轮金融资本扩张中借助抢占金融衍生工具市场甚至有明显提升,英国在文化表象上也是多元文化的典范,伦敦的海外移民数量遥遥领先于其他欧洲城市;但另一方面,加入“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约2000名外国人中,有至少四分之一恰恰来自英国!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经、劳资关系的基本特征与美国大相径庭,但是金融化的趋势却也日益清晰地体现在中国的经济管理思维和方式上。

三、再造“富有者”与“被剥夺者”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出现一系列现象:生产过剩、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萎缩、投资回报率下降等,中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力量对比也在迅速向后者倾斜。由此,中国经济自新世纪以来金融化速度急剧加快,金融化的某些增量指标甚至已经超过美国。如果与20世纪初的美国类比,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从以卡内基为代表的产业资本主导到以摩根家族为代表的金融资本主导的转变阶段。

  这一轮反全球化、去全球化的升级在发达国家有普遍的经济基础,英国全民公投中支持脱欧的52%选票背后的事实是:过去近三十年来,这一波全球化高潮没有给发达经济体“橄榄形”社会中的广大中间阶层带来更高的生活水准,而这个阶层一般被认为是这类社会最重要的稳定器。

  此外,在全球最新的所谓“独角兽”企业(资本市场上的新宠,绝大部分不从事传统的制造业)的分布中,美国和中国已经成为毫无争议的两极,而诸如德国和日本这样的传统制造业强国在这类企业的表现上却是乏善可陈。2018年以来,中美双方剑拔弩张的贸易战口号背后,争夺的制高点也很明显已经聚焦在高科技和金融部门,在中美之间还未全面展开的贸易战之后,终极对决很可能还是在金融领域。

  上述这一波全球化进程中的收入结构变迁和政治心理感受的变化并不仅限于英国。2016年7月,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在其新近发布的一份报告《比父辈更穷?发达经济体的收入停滞或下降》(Poorer Than Their Parents? Flat or Falling Incomes in Advanced Economies)中指出:过去十多年全球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中产阶级收入的停滞或者下滑。2005-2014年间,在25个发达国家当中,65%~70%的家庭在过去十年当中实际收入都处于停滞或者缩水状态,涉及的人口超过5.4亿。相比之下,此前二十多年时间(1993年至2005年)里,遭受收入停滞或者下滑问题影响的人口不到1000万。

  中国在摆脱自己于世界体系中半边缘国家地位的同时,作为潜在的经济霸权也开始经历与这轮资本主义积累一样困难而艰巨的结构转型,这样的艰难转型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映射到中国经济对外伸展、扩张的过程中,包括中国直接推动的替代性全球化与美国金融霸权主导的全球化之间在制度、秩序和理念基础多个层面的竞争中。

  这个收入无增长的庞大群体曾经习惯了自己父辈经历的物质财富的持续增长,如今却要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们这一代人已经注定不可能维持自己父辈对物质生活不断提升的期待。麦肯锡研究所同时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还显示:发达国家内部这个收入无增长群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全球经济体系正在失去信心,其中有近三分之一的人认为他们子女未来的收入增长境遇会更差,这些人也普遍对自由贸易和移民持负面态度。

  在金融资本再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如果将金融化的政治过程依旧视为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的斗争,恐失之偏颇。金融化高度发展的时代,以生产过程的终极产品或者以资本周转的周期长短作为主要标准来划分进步的产业资本和反动的金融资本也并不恰当。两者完全可以是一体两面的关系,关键是看金融资本的逻辑如何渗透并改造传统的生产、消费、再分配过程,以及如何回应背后的政治社会过程。在金融逻辑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全面渗透这一点上,中美之间的差别也在逐步缩小。

  在另一项关于全球收入差距的更加长期而全面的研究中,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了过去三十年左右全球化的巨大再分配效应:“南北”国家间的差距和发达国家内部的贫富分化都在加剧。具体而言,这一轮全球化的赢家主要是新兴市场的中产阶级、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中(尤其是亚洲)最富裕的一小部分精英人群,输家则是非洲、拉美和大部分前社会主义国家。其中1980-2008年间在全世界收入中居于50-60百分位的人群收入的相对增长是最快的,这些群体对应的正是包括中国、印度、越南在内的亚洲国家的中间阶层。相反,所有发达国家的中间阶层(全球收入体系中居于75-90百分位的人群)则几乎没有增长。

霸权之后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竞争

  这所谓“两个中产阶级”的故事,背后的因果关系仍需确定,但是发达国家中产阶层作为这一波全球化“失败者”的事实必定给这些国家现有政治体制带来巨大压力,这样的人群会以各种方式改变自己在政治上“沉默的大多数”的窘境。最近哈佛大学主持的一项对美国18岁到29岁之间所谓“千禧世代”群体的调查也显示:51%的受访者不支持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表示支持的比例则是41%。虽然单个调查的结果不能提供足够信息,类似调研中抽象意义上的“资本主义”概念对于受访者的意义也值得推敲,但不可否认的是,上述各种证据显示的都是北方国家内部不断升温的反全球化情绪的社会基础。

  2008年的金融危机有时也被称为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危机,在过去十年中已经作为一个关键节点,重新激发了人们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及其道义基础的批判性反思。各种批评和抵抗的出现本身还不足以产生一个对现有全球秩序的颠覆性重建,但是已经刺激了部分部门或者部分次级系统内部的改革。

  反全球化情绪的蔓延在不同国家、地区之间又可能以不同的形式、通过不同的政治维度展开。此前的全球化进程一般都会加剧阶级基础上的政治分化,因为利用全球市场带来的机会的能力和资源在人群中的分布高度不均匀,由此产生的收入和阶级利益差别的加深,一般会强化传统上的左翼政治力量。但是欧洲大部分国家面对的这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冲突直观表现为移民或者是难民:不同国别和族裔的移民大量涌入,至少在表面上盖过了全球化带来的其他冲击。由此,欧洲面临的所谓“难民危机”强化了欧洲国家内部多个维度的身份鸿沟,而极右翼政治力量恰恰善于利用这样的鸿沟,所以这一波反全球化运动在欧洲国家往往表现为极右翼力量的上升。而在另外一些国家和地区(比如拉丁美洲),这一波全球化带来的冲击主要不是来自低收入国家的移民或者族群意义上的“他者”,而仍然主要来自自由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流动,因此这些国家就更容易将“全球化”和“华盛顿共识”、“新自由主义”等概念直接等同起来,这些国家内部反全球化浪潮的主导力量也往往带有更浓重的传统左翼色彩(比如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巴西和委内瑞拉)。

  正是在改革过程中,最新一轮有关全球体系的意识形态基础之争被越来越多地整合到所谓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上。美国和欧洲国家以这个秩序的倡导者和捍卫者自居,在这些国家的主流话语中,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在当下大致包含四个主要的组成部分:经济领域的开放,政治领域的民主自由原则,规则为基础的行为准则,摒弃暴力和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首要合法原则。在这套新近出现的话语中,俄罗斯、伊朗、朝鲜等国家和基地组织之类非国家极端力量都被界定为这个秩序的挑战者。

四、 嵌入式自由主义式微与全球化困境

  事实上,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个概念即便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内部也是近期才出现并予以采用的;在英国,人们一直更习惯于用“大西洋主义”。目前被提炼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本身是一组逐渐累加、调整的观念、价值观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和政策实践的总和,其实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版本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包含不尽相同的内容,其推动力量也不同。而且不论哪一个具体的秩序都不存在全面的国际共识。这一点在冷战之后尤其明显:没有明确的传统“热战”所决定的胜负结果,导致至今对冷战本身的结果判断仍然充满争议,甚至其争议程度在被不断提升。

  自由主义者眼中最浅白的“全球化”指商品、服务、人员、技术、信息等各种生产要素跨越国界的自由流动,但是这样的自由流动是否能够长期稳定推行,有赖于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和社会基础。二战之后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在空间上得到前所未有的伸展,但那一阶段建立的全球经济秩序不仅依赖于美国霸权提供的一系列公共产品:从核安全、航行自由,到美元的准全球货币地位,和包括世界银行、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内的国际经济组织,更重要的是发达国家之间所谓“嵌入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的政治理念和意识形态共识。

  单个霸权国家的存在并不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存在的必要或者充分条件,在作为最早具体表述“自由主义国家秩序”的“威尔逊主义”中,国际体系的自由主义性质并不要求其组成国家的自由主义政体性质。当下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危机,某种程度上恰恰是自由主义在国际层面胜利推进的后果:因为在地域、国别、议题上,自由主义原则推进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和规模,也在话语层面获得前所未有的普遍合法性支持,包括一部分非民主政体也在实际上接受这套国际秩序的核心价值。

  二战结束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国家从一战后“资本主义国际主义”的终结中吸取教训,意识到如果国家间完全采取单边的、以邻为壑的贸易和货币政策(比如竞争性贬值),世界经济最终将崩溃。同时,各国政府需要考虑外部经济冲击的内部成本:比如,要素自由流动产生的经济重整会使得国内劳工面对更多的风险,国内政治领导人需要面对由此产生的政治反击。此后产生的“嵌入式自由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民族主义不同,它在本质上是多边的;又和金本位与完全自由贸易代表的自由主义不同,这样的多边主义是基于各国政府的对内干预,尤其是对国内社会的保护基础之上的。二战后的国际经济秩序正反映了发达国家内部上述“国家-社会”关系的重要变化,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复苏也建筑在发达国家内部和外部“嵌入式自由主义”的社会契约之上:多边主义和对内稳定、保护社会的追求同生并行,甚至互为约束条件。

  但是自由主义本身必须保持“内部”和“外部”的张力,才有可能长期稳定。而当这一套原则在冷战后的地缘政治环境下,依托美国霸权开始真正蔓延到整个国际社会时,它的内在矛盾和不可调和性也以各种方式凸显出来,部分西方国家内部民粹主义的抬头其实就是希望重建这样的内外差别——包括在贸易和人口流动上筑起国家间的有形壁垒,也包括在各自国内按照各种身份差别重新构筑的无形壁垒。

  1970年代末开始,一系列新自由主义政策由英美倡导并向全球推行:防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削减公共福利开支、金融(利率)和贸易的自由化、竞争性汇率政策的实施、取消资本自由流动的障碍、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取消政府对企业的管制、强调对私人产权的法律保护等等。冷战终结之后东西对峙形式上的终结、资本主义竞争对手的消亡,更促发了新自由主义基础之上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这样的意识形态宣导和政策实践在国际层面也开始逐步松动国际经济秩序背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基础。即便在北方发达国家内部,“资本主义多样性”也在承受来自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的挤压。无论是作为“非自由资本主义”最重要样本的日本和德国,还是作为福利资本主义代表的北欧国家,都在英美资本的影响下被迫学习和仿效盎格鲁-萨克逊式资本主义的特征,从公司治理、劳工关系、央行制度等多个层面趋同英美制度。

  恰恰是在(新)自由主义向整个国际社会蔓延过程中获得巨大利益的主体才可能有能力来挑战这个体系,这也正是一系列关于新兴经济与现有新自由主义体系之间“融入性挑战”微妙关系的基础所在。

  此后,1980年代开始,发达国家经济体内部日趋明显的“金融化”进程在助推全球化的同时又对全球化施加了新的压力。“全球化困境”这一命题就指出:面对开放贸易和全球化带来的对各国内部政治的冲击,本国政府必须提供更多对内的社会保护,来维系全球化的政治基础,但是愈演愈烈的跨国金融资本自由流动极大约束了各国政府对内增加税收或者实行更多的再分配和福利政策的能力。换言之,金融资本流动占主导的全球化时代,一方面各国国内对政府提供保护的社会需求在上升,但是全球化过程又削弱了国家对这样的社会保护的供给能力。这样的国家很有可能被迫转而选择限制自由贸易和资本流动。这样的“全球化困境”也可以视为是“嵌入式自由主义”的危机。而在问题的另一端,近期欧洲面临的所谓移民危机或者难民危机,其实是在以一种极端甚至是残酷的方式回击资本流动高度自由、劳动力流动不自由的不对称性。

  在贸易领域,这种“融入式挑战”的复杂性表现得尤为彻底。90年代以来,以巴西、印度、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是在原有自由贸易体系不断扩张的过程中终于进入这个体系的政治决策中心,由此希望按照这个体系的规则获取自己应得的利益,同时希望自己的主权在国际组织、国际机制内得到认可,并和美国以及其他西方大国一样得到平等对待,并要求美国必须和其他国家一样遵守自己主导制定的规则。这些新兴经济体并不反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逻辑,而是在这个体系(包括具体的制度安排和抽象的政治原则与话语中)中活动。新兴国家挑战的是自由贸易体系背后的美国霸权,挑战霸权行使特权的权力基础:它们试图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和美国霸权脱离开!

  进一步深究的话,由于要素跨境自由流动对不同国家的冲击力度和性质有所不同,以及各国内部政治经济结构存在差异,上述“全球化困境”对不同国家构成的压力也就不同。在发达国家中,对外贸易与劳动力市场风险相关度更高、国内实行多数制选举的国家要面对自由贸易带来的更突出的政治困境。符合上述第一个条件的主要是那些国内劳动力市场流动性强的国家。第二个条件背后的逻辑是,在实行多数制选举制度的国家里,中位选民的政治偏好决定了这样的政体在财政上更多依赖资本税,这使得这些国家在当下资本为上的时代里更难借助内部税收政策的调整来熨平全球化带来的外部冲击。在当今的发达国家里符合上述两个条件恰恰就是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内部恰恰是多数制民主加上高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的组合。由此,当下全球化的另一组悖论也出现了:这一波全球化的主要推动者恰恰也面临“全球化困境”带来的更大政治压力。

  与此同时,美国在贸易体系中的地位和态度也在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框架下的新一轮多边贸易谈判(多哈回合)前后发生重大转变:在战后国际贸易领域,美国第一次从攻势转为守势,美国尤其是美国国会和背后的商业农业游说集团开始抱怨讨论中的多哈回合协议如何对美国不公平,如何对美国构成歧视。在这样霸权国家与新兴力量前所未有的攻守转换过程中,全球贸易谈判的桌子被掀翻了。尽管多哈回合多边贸易机制的最终瘫痪并非新兴国家初衷,新兴经济恰恰以宣扬新自由主义原则普世化的方式将原来体系内部的内在矛盾和不协调统统凸显出来,它们对发达国家“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诉求引发了一系列意料之外的反体系效果,包括世贸组织在多哈回合的瘫痪。多哈回合遭遇的僵局是发展中国家第一次在一个现有国际组织内发挥核心作用,决定性地影响了国际议程的结果,南北国家之间的权力重新分配,最终以宣扬原有体系原则普世化的方式导致原有国际机制的僵局。

●现在的新兴经济体所实践的国家资本主义,比核心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

  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之后的几年时间里,多种新地区贸易安排在世界各地涌现,包括在奥巴马时期力推、在特朗普手中前途未卜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TTIP);同时,世贸组织的地位和作用虽然被削弱了,但仍然在运作。这样的过程说明,国际贸易领域的制度变迁在权力再分配的背景下更多是渐变式的过程。相比之下,单一国际货币和全球金融体系给各方带来的巨大利益让金融领域内渐变的制度重整变得异常困难。霸权的特征在金融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霸权能够通过说服、诱骗、强制等综合手段将别人吸纳进自己的权力展开中,让对方接受“你的利益就是我的利益”。金融体系的特征更容易支持一个霸权的出现,同时也意味着金融体系的制度变迁更有可能是从一个均衡到另一个新均衡的突变,金融领域内新旧秩序的转换可能是一个更加剧烈的过程。

  这些国家的表现可能预示着: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年代,资本主义本身也进入了整体性地从新自由主义向一种新的国家强力干预的资本主义模式升级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中“国家-社会-市场”的深度融合,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升级的大趋势。

  我们已经看到金融领域和贸易领域内新秩序生成的不同过程。类似地,贸易领域内建立区域贸易机制的努力表现在金融领域里,即为中国、俄罗斯、伊朗等国家通过鼓励双边贸易中接受各自本币、货币互换、甚至易物交易来规避各自对美元主导的货币、支付、金融体系的依赖所带来的风险。

五、新兴力量与替代性全球化的可能性

  后冷战全球化时代的美国和部分西方国家使用经济制裁的频率其实是在上升,在对包括古巴、中国、利比亚、塞尔维亚、哥伦比亚、朝鲜、尼日利亚、伊朗、伊拉克、缅甸、卢旺达、俄罗斯等国的制裁中,最具杀伤力的手段往往就是金融制裁。在这样的背景下,部分国家更有动力积极寻求替代性或者平行式的金融货币体系和工具,而这些努力也遭遇美国的强力回击,美国甚至不惜因此和自己的西方盟友撕破脸皮,比如法国金融机构曾因与受美国制裁的伊朗交易而被美国征收巨额罚款。

  如果从更高的层面去考察英国脱欧公投,其实退出欧盟是一个灾难,留下也是一个灾难。英国的脱欧运动其实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可行的替代性方案,甚至很难说脱欧运动许诺了某种更好的未来。英国脱欧和美国特朗普崛起背后的社会运动都显示:在大多数人对未来几乎持放弃态度的背景下,反建制的社会运动其实不需要提供或者承诺任何有吸引力、有实现可能性的变革计划或者替代方案。相反,反建制运动越是强调现状已经无可救药,就越符合大多数有怨气民众的个体体验,反建制运动也因此反而会更加成功。英国脱欧运动中选择离开的人群其实也并不认为脱欧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甚至不是一个选择,而更多是在绝望心理的驱使下顺从了破坏性的冲动。也正是因此,在脱欧结果公布后不久,不少选择了脱欧的英国人又开始为自己的选择感到愧疚。

  时至今日,美元和盎格鲁-撒克逊金融体系的霸权地位仍然显著:在全球金融世界的网络图谱中,最大的、稠密程度远远高于其他节点的核心节点仍然是纽约和伦敦这两个金融中心以及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因此,哪怕在贸易领域美国的霸权地位已经几乎无从谈起,美国金融霸权的地位还是牢不可破,而且金融领域也将是现有霸权为捍卫自己地位不惜剑拔弩张的最高战场。

  如果我们不能提供一个具有进步意义的替代性方案,那么脱欧公投所象征的只能是在新自由主义和新法西斯主义之间的一个所谓的“选择”。斯洛文尼亚激进左翼学者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本次公投的定性就是这样:欧洲被人为地置于“向全球资本主义投降还是向反移民的民粹主义投降”这样一个道义窘境中。政治立场上与齐泽克迥异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兰诺维奇也发出类似的感叹:“(脱欧公投提供的)选择看起来要么是金元政治加全球化,要么是民粹主义加全球化的终止。”

反霸权还是霸权之后?

  类似的窘境在近期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也存在,在这场被媒体戏称为“疯子”(唐纳德·特朗普)与“骗子”(希拉里·克林顿)的对决中,无论哪位总统上台都很有可能是中产阶级的噩梦,差别不过是共和党和民主党联合的阶级盟友不同而已,最后胜利的始终是资本和它的盟友。如果不考虑如何推动不受制于资本逻辑的全球化,不仅仅是英国或者美国,我们都有可能要陷入类似英国公投那样看似自由的选择。更应该追问:为什么在这个特定的时空环境内,英国人民的选择被界定在这两个选项之间?而替代性的选项,或者说另一种的全球化是否可能?

  传统观念往往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霸权需要一个具体的国家来行使,这个霸权国家尤其需要将政治权力伸展的空间和经济权力流动的空间整合起来。恰恰是金融化的深入让“无国家的霸权”成为一种可能。

  当下关于未来全球化替代性方案的可能来源有三个。第一是1990年代末期开始的以跨国阶级联合为基础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社会运动或者全球公民社会,前文提到的西雅图反世贸组织示威就是一个代表;第二是现有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一个重新谈判,包括重新缔结各自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社会契约;第三就是由部分半边缘国家主导的对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想象和构建。

  当今的美国,领土的政治空间和要素流动的经济空间之间的联合正在松动。在90年代末的反全球化浪潮中,以跨国阶级联合为基础的、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社会运动或者全球公民社会曾经表现活跃,但是之后十年左右时间内,其政治影响力日渐式微,金融化在国际层面的展开为跨国精英阶层的出现提供了条件,也是为“无国家霸权”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社会契约的新谈判,在1970年代的英国和1980年代的澳大利亚都有过尝试:这些盎格鲁-萨克逊资本主义的国家希望“进口”北欧和中欧部分国家的协调型资本主义、法团主义制度。但这些尝试在政治上都不可持续,没能经受政府政党轮替的压力。另一种应对办法则是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和前首相托尼·布莱尔等人在英国倡导的社会民主主义的“第三条道路”:改变传统社会民主主义过于重视福利再分配的方式,更加关注改善劳动市场的“供给侧”,把福利供给更多转变为培训、教育等人力资源投资,从而希望在保证低失业率的同时维持较高的经济增长;在不摈弃市场效率原则的前提下,又能弥补由于过度个人主义和家庭价值下降所造成的社会萎缩。

  在新兴经济以国家为单位的 “融入式挑战”之外,耐人寻味的细节是:当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和美国投资银行家的第三代都在努力学习中文,用朗诵中文诗歌、演唱中文童谣的方式来亲近自己的中国同行时,倒是中国内部某些社会群体不断拒绝学习普通话,拒绝大中国的认同;一边是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全球精英俱乐部近年来不断扩大吸纳来自非西方、非核心国家(尤其是中国)的代表,一边是特朗普家族和亲信与俄罗斯国营能源行业高管们存在千丝万缕的幕后勾连。而中国政府提出的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倡议某种程度上指向了美国(甚至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其他大国都不是这个倡议的对象),这其中至少也包含了在两个大国之间寻找妥协和合作的意向。

  替代性方案的第三个可能来源则是在发达国家或者资本主义体系的核心国家之外。此前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每一波扩张中被剥夺和边缘化的国家在之后的反全球化斗争中,往往以革命性的姿态试图全面取代核心国家主导的体制。一战之后到二战之间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替代性尝试,很大程度上因殖民地霸主之间忙于竞争和战争,在大危机时期没有能力进行扩张,而获得了伸展的空间。而在二战之后的1950至1970年代,以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和依附理论为代表的反建制力量得益于冷战两极对立的现实。这两轮反中心、反建制的力量都具备了革命性挑战的意愿。

  1984年,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O. Keohane)发表了国际关系领域的当代经典《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After Hegemony: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这是迄今为止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合作问题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作者追问:在缺乏如二战后的美国那样的单一霸权存在的情况下,国家间的合作是否可能?作者强调的是各种国际机制可以帮助促进自利的行为主体之间的去中心化的合作。

  肇始于1990年代中期的这一波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反击运动中,一部分“新兴经济体”以“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发展出与国内外资本新型的互动关系,逐渐达到比现有核心发达国家更高速的资本积累。与前两波的反建制实践相比,现在的新兴经济体所实践的国家资本主义,比核心发达经济体拥有更多、更复杂的工具来调整自己和国内、国际资本的关系,也更擅长利用资本主义的手段来实现自己的发展目标。新兴经济体的政府大量采用少数股份的所有权方式来影响私人企业的投资决策,实现对大量企业的间接控制,同时利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际竞争来约束各种国家企业(不一定是“国有企业”)的行为。宏观上,这些经济体过去二十多年时间内的经济表现都得益于冷战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它们的成长都深刻地嵌入了资本主义体系,但又具备和表现出挑战现有秩序的能力和野心。

  但作者当时关于美国霸权衰落的担忧并没有迅速成为现实,五年之后,柏林墙的倒掉恰恰象征着美国全球实力进入新的上升期。伴随着美国精英“历史终结”的制度自信和不受约束的行为,世界也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美国霸权时代。

  这些国家的表现可能预示着:在全球,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金融资本主导的年代,资本主义本身也进入了整体性地从新自由主义向一种新的国家强力干预的资本主义模式升级的阶段。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中“国家-社会-市场”的深度融合,恰恰体现了资本主义这种模式升级的大趋势。而这样的升级也已经体现在这些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变革需求上,开始出现提供某种替代性的现代性或者另类的全球化动议和尝试。

  如今,在2008年这场金融危机十周年之际,未来全球资本主义的制度基础究竟会呈现出怎样的主旋律?是现有发达国家之间关于“嵌入式自由主义”的重新谈判,包括重新缔结各自国内“国家-社会”关系的基本社会契约?是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普世化之后出现更多的多边机制僵局、各种局部的地区安排、平行体系的繁荣?还是全球精英阶层联合,尤其是金融资本代表的“无国家霸权”替代现在单一国家为基础的美国霸权?或者是部分半边缘国家在赶超过程中对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想象和构建逐步成为现实?

  以具体的跨国贸易和投资为例,美国霸权的整体下降、对TPP等新自由贸易协议的推动也激发出其他国家对新地缘空间整合与经济可能性的想象。以中国为主倡导的“一带一路”工程和多个新发展金融机构,本质上就是对另一种全球化的尝试。如果仅仅以官方叙述为蓝本,那么中国官方提出的诸如开放、不排他、共同发展等理念,都带有强烈的对抗现有中心体制的色彩。同时,在地域覆盖上,中国官方倡导的这些宏大构想恰恰覆盖了一大片在此前的全球化过程中被遗忘和边缘化的国家和地区(中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的部分地区)。在中国之外,俄罗斯、印度也都在尝试推动自己主导的地区经济合作,甚至是局部一体化;在深化这些地区经济融合构想的基础上,这些国家之间也已经开始尝试新的政治联合。

  最具挑战的,恐怕还是在美国的金融霸权出现衰退迹象之后,我们将面对的究竟是单纯的各种“反霸权”的努力,还是真正超越霸权的“霸权之后”的新时代?

  这些来自半边缘国家的地理想象和一体化实践虽然离成功仍路途遥远,但是确实提供了有关替代性全球化的部分想象空间。由此,随着北方国家内部反全球化的力量进一步上升,我们可能会观察到多个半边缘国家主导的多重平行或者交叠的区域贸易、金融、投资便利化进程,逐步形成“两极分化的全球化” 甚至“多极分化的全球化”。

(本文原刊于《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原题:“金融化与全球资本主义的秩序之争”。略加删节和重新编辑,并由作者审定。经授权刊用。)

  当然这种替代性全球化的性质也取决于这些身处资本主义全球体系周期变动中的半边缘国家本身的经济性质。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经济出现生产过剩、劳动收入在总收入中萎缩、投资回报率下降等现象,中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力量对比也在迅速向后者倾斜。如果与二十世纪初的美国类比,可以说中国经济已经处在从以卡内基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到以摩根家族为代表的金融资本的转变阶段。历史上每一轮资本主义体系的长周期都经历了从产业资本主导向金融资本主导的转折,这个关键转折点同时又是每一轮长周期从扩张转向停滞和萎缩的开始。因此,中国在摆脱自己半边缘国家地位的同时,作为潜在的经济霸权正在经历和这轮资本主义扩张一样困难而艰巨的结构转型,这样的艰难转型也会以自己的方式映射到中国经济对外伸展、扩张的过程中,包括中国直接推动的替代性全球化进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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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期待对一种不臣服于资本和资本逻辑的全球化的想象与实践!

作者|张昕(我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教授)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参考了多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受文章体例限制无法一一注明出处。作者感谢浙江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为本文写作提供的良好暑期驻访环境。)

来源|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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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吴潇岚

作者|张昕(本校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讲师)

来源|东方早报

编辑|吴潇岚